“国事即民事

第201章 两个合一
晏殊此话一出口，气氛立刻轻松下来，就连整天都板着脸的徐平，也有了笑容。说了几句闲话，李迪问晏殊：“徐龙图编这一套《富国安民策》可谓是穷尽了心力，不辞劳苦。二十余万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不知学士可否一言道之？”这是李迪在考较晏殊，在京西路待了小半年，该看的看了，该问的问了，该读的书也读了，总得说个一二三出来。不然光说回京帮着说话，帮着说什么呢？晏殊考虑良久，才道：“以不才观之，可用四个字――生财有道！”四字出口，在场的人一起笑了起来。这话对，可也不对。对是对在概括了书中所禀持的原则，一直讲理财，但又时时不忘不是为了聚财而理财。不对是太空泛，实际没有涉及书中的具体内容。这也难怪，晏殊对那些具体的政策实在说不出什么，没有经验，没有感触。在他看来，能够不违儒家根本而生财，已经很难得了。李迪对晏殊知之甚深，也不再多问，又问陈尧佐：“陈相公又做何解？”“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此一句话自古以来不知道多少人说过，但真正说透了，让人相信能够做到的，只有此一《富国安民策》！”陈尧佐是真正细读了的，而且处理政事的经验丰富，李迪一问便脱口而出。听了陈尧佐的话，李迪不置可否，又对徐平道：“在老朽想来，若是让徐龙图说必然不同于你们二人。龙图，不知是也不是？”徐平笑了笑：“此是人之常情，同样的东西，看在不同的人眼里，总有细微不同的。”“那龙图会用哪一句话来概括此策？”“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天人合一。”说到这里的时候，徐平顿了一顿，“国事即民事，民事即国事，国民合一。”徐平说完，李迪手扶胡须笑道：“不出老夫所料，龙图果然思虑深远。此一策起篇从天理人欲讲起，又岂只是理财之策？有这两句话，《富国安民策》就不仅是治国之术，而可称之为治国之道了。以道传天下，足成一家之言！”李迪的评价，明显比陈尧佐和晏殊两人的评价高，也说明他看到了更深的东西。而这一句评价，让徐平对李迪刮目相看，这位老宰相的声望果然不是白来的。自范仲淹被贬，徐平对意识形态空前重视起来。越是重视，越是发现其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富国安民策》编成，徐平已经大致预料到了后果，无非是自己被闲置，而改革由别人去完成。年未满三十，徐平对做高官主朝政没有那么渴望，欲速则不达，多在基层历练未必是什么坏事。惟一让他觉得可惜，心中放不下的，是范仲淹离去，欧阳修等大批年轻官员被贬，朝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空档，自己却偏偏抓不住。范仲淹对后来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这是徐平体会越来越深的一件事情。第一范仲淹，第二欧阳修，这两个人决定了北宋意识形态的主流。至于朱熹等人，源流要从关学洛学上找，虽然重地是洛阳，但关键的几个人物还没有露头角。这是徐平依照自己前世的记忆得出的结论，至于自己的好学生李觏，很让人尴尬，徐平的前世记忆里真地没有他。对他的印象，还远比不上周敦颐这个半大娃娃。北宋五子，邵雍还在共城种地，周敦颐随着舅舅郑向在京城，张载十岁出头，因为地处陕西边地，现在一心想着学习军事长大打仗，程颢和程颐兄弟刚两三岁学会说话，就连名字都还没起。这五个人与司马光一起被朱熹称为道学六先生，便是理学的渊源了。当然令人尴尬的是，尊孟的理学里混入了司马光这个尊荀的异类，也说明了理学对孟子的态度。虽然理学是后世眼中的正宗，但在宋朝远远不是，影响真未必比李觏大。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思想便分为两支，后人称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宋人则以新旧区分牛皮癣用盐搓好么。而开新旧之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与欧阳修渊源非浅。影响他们思想的，最主要的人又是范仲淹。越是在这个年代跟这些人接触得多，徐平越来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脉络。宋人尊韩愈，理学一脉大多都是在野，基本没有执掌朝政的机会，实际上与政治的关联不大，学问在性命功夫。之所以尊孟，是继承孟子的性命理论，真正的内容，是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加了改造，融合到儒家中来，后人所称援佛入儒。这也是从韩愈发端，讲性情分别，用儒家的性情来与佛家的心性说对抗。欧阳修思想上是继承这一脉的，但离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认为性善性恶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别坚决。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心性在宋朝，特别是在北宋，在读书人中并不是主流。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讲实学，讲实际的政治民生，而不是袖手谈必性，讲求个人修行。理学的意义更大的是在虚的哲学意义上，对佛教哲学的吸收融合，断了佛教在社会上层中文化上的根。宋朝儒学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来，以《易》和《春秋》为宗的治国理论。对自身严格要求，关心民生疾苦，道之所在，奋不顾身。在学问上面范仲淹显得粗疏，但正因为粗疏，也就没有破绽，一些大的原则，怎么说都是对的。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激励后人。至于真正的精细学问，反而不重要。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李觏就是其中一大派。自己要推动改革了，徐平自然会留心古今的历次变法革新牛皮癣疾病治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看得多了，便就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影响深远的变革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实践，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动汉化，王安石变法不用讲，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特别浓烈。把意识形态不当一回事，认为能一言出天下景从，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里跳。后世讲历史上的改革，往往略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样做的原因多种多样。至于把改革中的各种势力分为几个利益集团，认为反对者只是因为利益受损才反对，无非是把历史庸俗化，跟戏曲中用脸谱代表几个人物一个道理。利益受损肯定会引起反抗，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反对的就是利益受损的，把政治当作小商人做生意，就是嘲笑人类智商了。把历史人物庸俗化，把历史事件简单化，把历史进程虚无化，徐平前世闲着没事跟人聊天自然无所谓，发帖子吹牛也无非是闲气。但自己置身这历史洪流中，再没有觉悟，用游戏的心态看历史，那就要活该被历史大势碾成尘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的最主要内容，这种变化就要在上层建筑中表现出来。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政治结构变动困难，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识形态的改变上。意识形态没有动静，就说明了改革的时机不成熟。强行推动，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车裂的下场，失败了则死无葬身之地，有一个王莽现在还被嘲笑呢。现在万幸的是，范仲淹的出现，他的受人拥护，说明了意识形态到了重大变革的时候，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内在需求。只要顺应时势，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不是银屑病抹卡泊三醇变革的进行。正是因为变革已经成了时代的呼声，《富国安民策》出来，连吕夷简也能欣然接受。正是因为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徐平才不担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但是如果不能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不能统一西安京科银屑病研究院思想意识，改革终究会有波折。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别人的手里变了样，生财之道成了敛财之术，坏了名声，自己再从头来过就困难了。更怕因为政策出了偏差，连带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废了。范仲淹离京，现在由高若讷和姚仲孙两个谏官同管勾国子监，京城里也没有学术上让人信服的大家，正是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好机会。让机会白白溜走，他真地不甘心。天理人欲合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基础，用徐平前世的话讲，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怀孕了有牛皮癣会遗传给自己的孩子吗化需求是正义的，是当前施政的主要任务。国事民事合一是绕过义利之辨，官方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统一的，可以齐头并进，并不相互背离。这两句话都能从经典中找出依据，并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这正是李觏的拿手好戏。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便就有私利与公利的分别，有了两者的辨证统一。公利本于私利，而又不同于私利，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落实到私利上去。协调公利与私利的，便就是儒家的根本“礼”，这也是李觏思想的核心。“礼”是原则，法律是具化，两者之间有根本上的联系，又有不同，同时对社会形态起着规范作用。如果能够把这些放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那么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不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半路夭折。徐平费尽心力编了《富国安民策》出来，书编成，却又发现这不是自己最紧要的任务了。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可能最后会变了味道，走到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上去。只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才可以说是立了万世之法。人世间的事情便就是这样，做成了一件事银屑病怕潮湿还是干燥情，却发现目标永远在前方。奋斗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悦，但总是伴随着失落，也正是这种失落，予人永远向前的动力。